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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初期的自由结婚与离婚:以山西乡村为例

发布时间:2018-04-11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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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新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利用从西方引入的婚姻自由自主观念来取代传统的“家族本位”婚姻观。与此同时,国家又打破了西方重视的国家与家庭、公众与私人的界限,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推行新的婚姻制度,重新塑造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彼此之间的界限,进而冲击了嵌入在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家庭系统,造成了共和国初期乡村社会在《婚姻法》推行下的巨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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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西省民政厅1949~1953年的婚姻档案为基本史料,从乡村社会丰富多样的婚姻案例切入,可以观察“传统家庭”“婚姻当事人”“基层干部”三个社会群体在面对《婚姻法》时的独特表现及心理状态。在考察过程中,重新思考革命政治下的新婚姻制度是如何在广阔、复杂的农村较为成功的落实?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新婚姻制度施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新的婚姻制度对共和国初期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过程中,当代中国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无限多样性得以真实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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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结婚
 
自由婚是1950年新婚姻制度颁布以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据《婚姻法》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但在乡村社会,自由婚一般指青年男女有自由恋爱阶段的婚姻。据婚姻法检查组调查,武乡一区寨坪村自婚姻法颁布至1951年12月,共结婚8对,且均为自由婚。“结婚时只简单朴素的赠送一两套衣服或被褥,骑骑毛驴,即大事完成,有的连衣服和骑毛驴都没有,减了不少浪费”。因而在部分地区的自由婚还有一定的非买卖婚的意思在内。
 
自由结婚在乡村话语体系中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先进青年男女通过日常工作和学习,主动结识、自由恋爱基础上形成的婚姻,这种形式较多发生在乡村夜校或青年干部之间;另一种是男女双方虽不经自由恋爱过程,但亦无明确反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婚姻,此种婚姻形式在乡村社会较为普遍。为与前者区分,干部一般称其为半自由婚。共和国初期山西乡村的自由结婚数量统计中,半自由婚形式占据了其中的主要部分。据山西省1952年统计数据显示:长治专区武乡等八个县该年1~8月半自由婚达249对;榆次专区交城等七个县260个村1~6月半自由婚231对,占同期结婚总数的38%;榆次专区榆次等八个县116个村1~6月半自由结婚1502对,占同时期结婚总数的73.1%。
 
半自由婚从其形式上可以看作是传统婚姻制度向新婚姻制度过渡的产物,因此其中也带有浓厚的买卖婚和包办婚的遗留色彩。部分地区认为幼年时已由父母买卖、订婚,成年之后经历一两次见面,即行结婚的行为称为半自由婚,如山西武乡白家庄1951年即有13对此种形式的半自由婚。也有部分地区认为子女成年,由父母找妥对象,取得子女同意,双方见面、结婚的形式为半自由婚,如清徐县南绿柳村1950年5月至1953年1月即有19对此种形式的自由婚,占该村同期结婚总数的47.5%。第一种半自由婚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买卖婚与新婚姻制度相互妥协的结果,家长在不否认子女婚姻自由权利的基础上,买卖婚的一方有一定的优先权。而第二种半自由婚则更多是包办婚的变种,但受新婚姻法的影响,保留了子女部分独立选择的权利。在乡村社会,半自由婚作为自由结婚的一种形式,证实了乡村社会在国家话语环境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以致形成国家话语表达和制度实践之间一定程度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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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社会,每一种集体行为都是当地文化塑造,现实利益环绕和社会制度干预下的综合产物。不少地区对自由恋爱存在着“妖魔化”的倾向,如批评自由恋爱是“先奸后娶”“腐化”“借自由恋爱名义胡搞”等(《武乡县一区寨坪村——新婚姻法执行情况调查总结报告》,1951)。
 
按照传统的分析方式,乡村社会反对自由恋爱是传统的社会礼教仍在发挥作用的表现。但从权力和秩序角度观察,乡村对自由恋爱的“妖魔化”是民众对乡村旧有秩序破坏后产生心理恐慌的一种反应形式。传统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国家法律秩序尚未在乡村建立,因而导致部分社会问题的产生。如自由恋爱引发了青年男女结婚轻率问题。如武乡二区下北漳村李梅英(女)1950年与程子村一青年自由订婚,男女同为19岁,1951年春要结婚,只因男方尚差一岁,政府未予批准,女方随即否定婚约;武乡一区寨坪村1951年即有4对自由结婚的离婚,随后又有两对复婚;下北漳村一对青年自由婚,但婚前未作深刻了解,即行草率结婚,婚后不及一月,女方就提出离婚,后勉强同居半年,仍是以离婚收场。以致在部分地区流传着“顺风烟一把(给介绍人吸的),海昌兰(蓝)一身(给女方的),赶不上认亲(到老丈人家),就该离婚”。
 
在新婚姻制度干预和阶级话语氛围影响下,很多地区妇女出现利用婚姻更换政治身份,进而获得政治地位的提高或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少妇女愿嫁工人、干部,不愿嫁庄稼人。如部分妇女反映:“嫁工人可以穿蓝布,嫁干部可以念书,唯有嫁农民就得劳动”(《武乡县一区寨坪村——新婚姻法执行情况调查总结报告》,1951);“不嫁穷,不嫁富,不嫁翻身圪垯户,一心嫁个区干部”(《武乡二区下北障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报告》,1951)。
 
总之,共和国初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依然保持着未经集体化训导的松散结构,所以在新婚姻法的推行过程中,通过分析个案材料,我们不仅能看到根深蒂固的传统和道德规范在始终影响着社会生活,同时更能看到基层社会在应付突发的外力干预时,软硬兼施消解压力的手段和被动的适应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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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离婚
 
在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出现的离婚潮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是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男性拒绝离婚,最终由司法机关判决,强制实现离婚(据195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据新绛县的统计1950年5月至1951年底,共处理离婚问题524件,其中79%是女方提出,男方不愿;双方同意的仅占21%。
 
在国家权力和妇女迫切要求的双重压力下,男性群体出现了很多应对手段,其中较为常见的是远逃他方,逃避法院传讯,使女方多次往返法院,故意拖长时间逃避判决(《山西省人民政府呈内务部:为执行婚姻法中发生的几个问题请示遵由》,1950),或冒充军人,希图利用军人身份阻止法院判决离婚。如郭庄村妇女谭穆丹与张有钱之子张经敦订婚,因四年无音讯,女方要求取消婚约,司法科根据张有钱的报告:本村曾有一退伍军人提及在四川见过张经敦在解放军中,司法科以此为依据不准女方解约;又如妇女原慧芳要求取消婚约,男方家属以男方在西北军区人民制药厂工作,司法科因不能判断其是否为军属,故一直将其拖延。还有部分男性通过一味地退让、百般迁就来避免离婚,如武乡一区洪水镇优抚委员苏来40多岁,老婆只有27岁,两口子感情不好,但由于苏来不愿离婚(担心离婚后找不到老婆),常挨老婆打。
 
在面对《婚姻法》对男性家庭地位和权利的削弱过程中,男性群体的合理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如受《婚姻法》第十八条限制,部分地区女方通奸怀孕,男方急于离婚,但干部以法律为准则,强令男子一年后方能提请离婚,造成男性对《婚姻法》的不满;又如受《婚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所限,忻县干部反映“男方当干部是供给制,并无私积财产,但为女方深造,借债供其上学,毕业后感情突变提出离婚,债务由男方偿还”,给男方造成不合理的生活压力(《婚姻材料报告》,1951)。甚至有部分妇女利用自由离婚的权利在骗取男方彩礼后,上报司法部门要求强制离婚。男性群体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维护,一方面会引发社会对《婚姻法》的质疑;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激化男性对女性的报复情绪和性别矛盾,致使妇女被杀和被迫自杀问题始终难以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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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男性抵抗《婚姻法》的问题上,还有一股最重要的力量始终为人所忽视,即乡村社会中的男性干部。
 
从本质上看,乡村干部和一般农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上是极为相近的,其耳濡目染的社会现实和切身利益仍然会影响他们的选择(黄道炫,2011)。因此当《婚姻法》对已有男性特权形成威胁时,部分男性干部会从男性立场出发,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其进行多种形式的消极处置。
 
在对《婚姻法》的宣传过程中,男性干部会通过消极宣传或曲解《婚姻法》等方式保障男性的传统婚姻特权,这些行为虽然极大地背离了国家话语,但表明了干部鲜明的男性立场。如有些干部以“旧习惯太深,新婚姻法不能立即执行”为借口,对买卖婚等不予制止(《对河津县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的报告》,1951)。浮山县马沟村干部对某妇女的离婚问题,以表扬其不离婚为好妇女,致使其走投无路,因与其夫一言之争,自缢而死;潞城干部拒绝向妇女宣传婚姻法,担心妇女懂了婚姻法闹离婚,引起社会混乱(《婚姻材料报告》,1951);还有部分村干在处理离婚带产问题时,会与《婚姻法》规定出现偏差,如离婚系男方提出,女方就应带产,如女方提出离婚,则一般是少带或不带。带产也不是从法律上承认其财产所有权,而是被视为照顾女方生活。生活费之多寡,也会看女方是否好找对象来定,好找者少带或不带,否则多带。当男方为入赘时,无论哪方提出离婚,男方都应该带土地等财产,一般称为“不能白手出庙门”。在部分地区的乡村干部还抱有“离婚妇女不得嫁外村”“寡妇不出本村”等思想(《对河津县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的报告》,1951)。
 
在处理一般群众婚姻问题或落实《婚姻法》的过程中,部分干部甚至会采取一些过激手段来维护男性特权。在山西武乡部分村干部担心穷人离了婚娶不上老婆,强制妇女禁止离婚、禁止出村,以妇女不正派为由变相打斗。河津三区秘书薛建立轻信诬告将寡妇李月英自由婚看成买卖婚。在李月英自杀后,迫令其娘家将死尸埋于婆家的坟地,免致死者前夫落个“孤坟”。忻县专区有村长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青年男女自由结婚,对群众采取扣押、吊打等恶劣手段更是屡见不鲜。邓县文渠区张楼乡有一家庭中丈夫对妻子施暴,乡干部和乡妇联主任置之不理,妇女能行走时,五六个妇女跟踪监视,不准其提离婚;妇女到区政府请求离婚,乡干部包庇男方证明男方不在家,致使妇女迟迟无法离婚。部分司法机关男性干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滥用职权的现象:在审理离婚案时,迁就男方,强调男方的贫雇成分,人财两缺。看到有些妇女穿得干净些,即判其为作风不好。在审理刑事案件中,男性打死妇女自首,判五年徒刑;女性打死男性,判死刑(《参加司法工作改革报告——洛阳专区妇联》,1952)。鸿利彩票
 
在共和国初期男性群体对《婚姻法》的抵制过程中,除部分群众的激烈反抗外,一般男性群众在《婚姻法》下的男女两性权利争夺中是处于弱势的,但是男性干部的干预成为婚姻问题复杂化的重要因素。干部除了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以助国家实现最彻底的权力渗透和底层动员外,仍然保留有传统农民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在触及自身利益时,他们可以随时转化为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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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制度的改革是国家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增强乡村动员能力的重要形式,在新旧制度博弈过程中,虽然表面上大致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但从乡村民众的思想和个案的分析上,仍可清晰感受到传统礼俗对乡村民众价值选择的潜在影响。在政治力量干预和复杂外部环境影响下,乡村民众仍会习惯性地利用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去认识、处理新事物,进而逐渐形成利用国家话语包装乡村礼俗的结构体系。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待共和国初期婚姻制度变革的整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在外力干涉下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旧文化形式会被取代,但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并不会如理想中那样被彻底清除。与之相反,在婚姻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传统礼治秩序与《婚姻法》的融合更有利于婚姻自由的实现。在处理妇女离婚带产问题中,部分妇女出现主动放弃携带财产的现象,如下北漳村李秀珍离婚,原为男方提出女方同意,处理时政府提出女方应带一部分财产,但李秀珍主动提出:“我不带,他家困难,男人还要娶妻,他还在读书需要学费,我出去也不愁找对象。”据晋城县一、六、七、八等四个区1952年1~8月份统计,共处理离婚问题190件,其中因男方生活困难,女方只带走自己东西的29人,占15.3%。这种现象从革命话语角度理解是对妇女的压迫,但从传统乡村伦理角度看,男女在离婚时保有的相互理解正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鸿利彩票
 
文化是现实社会选择的结果,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民众的需要。新婚姻制度的变革尤其是婚姻自由的实现,除国家的政策宣传和动员外,更多依靠的是乡村内部文化对婚姻自由的认同。在共和国初期诸多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典型案例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青年男女是来自于村干部、党员或积极分子及民校、夜校学生。由此可见,正常的社交活动、适度的思想引导和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才能形成《婚姻法》所设想的新式婚姻。与此同时,阻碍性的传统文化会在干预过程中被国家权威所冲垮,而留存的乡村文化会和新产生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乡村话语体系。
 
当前学界对共和国初期国家—乡村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中,但从“文化涵化”的角度看,国家—乡村关系或许会有新的相处模式。通过笔者对乡村日常生活中各群体在婚姻变革过程中的心态和话语分析,可以发现婚姻制度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变革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变革的过程并非从前所设想的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国家法治文化对乡村伦理文化的取代,而是乡村文化与国家革命两个体系的不同文化因子的相互博弈、相互融合,进而满足新的社会文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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